《孩子他妈》

    一、我的童年

    做人的投胎很要紧，“孩子他妈”我出生在充满不幸的家庭。受祖辈信仰天主教的影响，父亲秉承教义，为人忠诚而老实。上个世纪新中国建立前期，为稳固政权，我们的国家对容易接受外国势力影响的天主教加强了监控。一九五五年前后的一天，椒江天主教堂“犯事”了。抽干了水井里的水，据称是为了查找无线发报机。神父拘留起来了，要搜集他虐待堂内孤儿的证据，专政部门找我父了解。常言道：祸从口出。一位最基层的天主教信徒，在调查人员问到：神父有否吃孤儿的肉一事时，因说了一句：没有这种事，神父待孤儿们很好，就以包庇反革命罪论处，招来了五年的劳役之灾。二十个月后，经调查核实，获无罪释放。领取“无罪释放证”的他，从大北方回到原藉报到，政府的官员非但不予政策落实，还将我父向当地政府提交“无罪释放证”这一例行手续，说成：“妄图倒算”，并当面将该证扯得粉碎。由于遭受到一系列不该有的打击，思想上形成了长期负担，加经济上无稳固收入，缺少诊疗条件，没过上几年安稳日子，五十岁那年，他老人家就半瘫在床了，自此失去了劳动能力(关于我与家里人那段时日后的回忆，请留意《上山下乡》篇)。文化革命期间，打倒反革命罪犯×××的大字报还帖到我们的家们口。早已倒下不能走动的人，还要遭受再次“打倒”。
    我有一个姐姐，两个妹妹。从孩提时人家给拍的照片中，你们可以看到：在几间破败的卖米店铺背景前，一群衣衫不整的孩子，凝视着陌生人(可能是对面部队的驻军人员)的镜头，有高兴的，有紧张的。陌生人还给“孩子他妈”我单独照了一张。第三张可是由我姐姐领到照相馆拍的，宽大而整洁的上衣，跟脏旧的裤子，特别是一双赤足，很不相配。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：这次拍照是在无意安排中发生的，衣服不知是借边上谁家孩子的。
    父亲抓走了，家中剩下孤儿寡母，靠母亲和姐姐替人洗衣服为生。你们只需看那五人缺一的照片就知，那是为寄给远方牢里亲人拍的。“孩子他妈”当时只有六、七岁，帮不了娘跟姐姐的忙，在家带妹子。小妹有时不懂事，跟在娘后吵着要去南门河，为吓唬她，大姐操起拄衣服的家什，高高的……，看她还跟着不肯后退，干脆扔了过去，小妹吓哭了，姐姐也难过得哭了。没法子，谁叫咱父亲遇事老实巴交，死心死眼地不会讲话。
    从父亲的无罪获释，到大姐找到郎君，这一段时间是家中相对安生的时日。我读到小学毕业，因家庭经济原因，本来已升学无望，是姐姐和姐夫出的学费，才使我念完了初中。大妹小学毕业，小妹连小学都未能毕业。不要小看我只有初中毕业，可已是家中的“高材生”了。在八个人的照片中，除了我们一家，还多了我的姐夫和我姐夫的妈妈。在我与妹妹以及与我小学同学所拍的照片中可以看出，脸上已不再象早年那样苦涩，有了些笑容，有时还能笑得象绽放的花朵般。因而，看上去我有点不再象丑小鸭了。
    我的童年虽生在红旗下，但仍是个缺少温暖和幸福的童年。在极左思潮影响下的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中，一个平头百姓，在弄权者面前，很可能仅仅因为信仰上的选择，甚至因讲了一句实话，即会招致自己终生的遗憾，连带也给自家带来深重灾难。就因如此，也就是我今天希望和需要呼吁某些人需要意识的：一个人当道时，他手中的权力往往与权力所针对另一方的命运，以及该人家庭的凄楚与否相连。能意识到这点并能善待他人的人，那才是人；反之，则应该称他为深恶痛绝的魔鬼才是。

“孩子他妈”与她的两个妹妹：

“孩子他妈”与她的小学同学：